郭沫若去世六天后，邓小平批示：将悼词中的“伟大”改为“卓越”
自1974年2月中旬因突发急性肺炎入院，几年间进进出出，到1978年2月，郭沫若已是第10次入院了。在这样拉锯式的损耗中，这位86岁的老人正一天天逼近生命的终点。在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开幕式上，与会者听到的只是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这位重病在身的文联主席已无法与会。郭沫若虽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但他的成就和名望主要还在文史方面。因此，文学界人士渴望见到这位文坛泰斗的情绪就更为强烈。然而不用说一般与会者，即使是会议主持者周扬的探望要求亦为医生婉拒。6月3日清晨，会议结束的前二天，郭沫若一觉醒来，感觉精神颇好，于是要秘书通知周扬即来会面。这天上午，北京医院101病房内，两位当代中国文坛的领袖人物作最后的晤叙。晤叙笼罩着一种英雄迟暮的气氛。在病家这面，纵然如秘书所言“今天郭老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来所未有的”，毕竟已无力雄谈；在拜晤者这面，周扬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这或许是大限将近的回光返照。周扬说，郭沫若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的贡献是如此巨大，和鲁迅一道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又是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众所推崇的领导者。周扬告诉郭沫若：从学生时代起，自己就是郭沫若诗歌的忠实读者。在郭沫若50生辰的这天，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当人们后来读惯了这位文坛掌门人诸多阐述新中国文艺政策的“高头讲章”之后，回过头来会觉得这篇文字反映了论者高屋建瓴的眼光和锐敏的艺术知觉，是其评论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可以传世的文字。周扬称颂《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我年轻的心灵上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共鸣”，并告诉郭沫若，当年亡命日本，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探索他的影踪。周扬说得生动、诚挚。周扬如此倾诉衷情，是感激也是告慰。周扬在半个月之后写的《悲痛的怀念》一文中，未有只字言及郭沫若对这些颂扬的反应。想来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早已对这类颂词心平如镜了。可以推想的倒是，面对这位相交40年的“副手”(在职务上周扬一直担任文联副主席)对往事的追怀，郭沫若也会有不少并未诉诸言辞的相应闪回。从性情上看，郭沫若与周扬似差异甚大。在“两个口号”之争中，郭沫若以“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的半联对周扬亦有所揶揄。他们的直接交往始于1946年8月。当时美国文化界邀中国文化界人士往访，其中有解放区的文化官员周扬。由于国民党当局拒发护照，致周扬未能成行。在上海滞留期间，周扬得与刚从重庆抵沪的郭沫若结识。在周扬返回解放区的前一天，郭沫若致信周扬，多所慰勉。字里行间洋溢着同一营垒中的战友之情。这一时期，正是郭沫若为和平、民主、自由呼号奔走之际。在文化上则提倡人民至上原则，鼓吹人民文艺。就在致函周扬的同一天，写了“致北方的朋友们”的信，称道解放区的小说，反映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郭沫若特意指明，是周扬要他将“读后印象写出”。果然“这一次的分手总不会是太长远的”，3年后，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合影似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象征。在这届文代会上，郭沫若作总结报告，周扬和茅盾分别作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运动的报告。郭沫若当选文联主席，周扬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出任文联副主席，茅盾任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长，从而形成了形式上的中国文坛三巨头。郭茅以数十年的巨大的文学创作实绩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周扬则以选编《马恩列斯毛论文艺》而为毛泽东赏识，从而成为阐发毛泽东的文艺政策的权威。自1951年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周扬一直是历次文化界批判运动的总结者。郭沫若的自知之明在于：认清形势，坚决紧跟，即令作自我检讨亦在所不惜。1953年召开的第二届文代会发生了有意味的变化：原先负责筹备的胡乔木因未能领会毛泽东的精神而被中途调换，随即召回正在农村参加土改的周扬，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从此确立其文坛掌门人的地位。郭沫若作带有象征意义的开幕词，周扬作阐发文艺政策的主题报告。1960年召开的第三届文代会亦然。郭沫若在50年代中期有过因“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而“觉得空虚得很”的慨叹。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在诸多的大会发言者中，以文艺为主题的只有周扬和赵树理两位。赵谈的是普及问题，而周以洋洋7000言，阐述的是中共的文艺方针政策。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那时节天经地义的信条，迹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虽为文联主席而无实质性的发言权也就不难理解了。在10多年的全国文联正副主席的“共事”关系中，1958年合编《红旗歌谣》大概是唯一的联袂合作。6月11日下午，郭沫若病情急剧恶化，肺炎大面积复发。郭沫若用尽全力对于立群说：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要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据于立群回忆，这是郭沫若留下的最后几句语意完整的话。看来这位著述等身的文化巨匠未能留下正式的遗嘱。但据于立群在《化悲痛为力量》一文中记载，郭沫若在病重期间有过一些带遗嘱性质的话语：四、五月间，沫若的病情几次恶化。他要孩子们把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华主席关怀他的照片好好珍藏起来。他把我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要我们记下他的话：“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1978年6月12日下午4点50分，郭沫若走完了86岁的人生历程。在随后发布的讣告中，尊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6月18日，邓小平在悼词中称之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由“伟大”而易为“卓越”，是一个微妙变化。尽管如此，整篇悼词对郭沫若作了高度评价。人们时常引用这样一段话：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鲁迅之后，郭沫若有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生活在与鲁迅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而这两位现代文化史上各具风貌的巨匠是很难作比较的。郭沫若因着时代的巨大变迁，自身亦相应发生极大的变化。由于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日渐严峻和险恶，郭沫若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学家、学术家、革命家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不再以歌德期许，但人们还是很自然地由郭沫若而想到歌德。历史人物的类比总是蹩脚的，只是恩格斯对歌德的剖析仍不失为理解晚年郭沫若的一把钥匙：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战士兼具一身的郭沫若，其漫长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九曲回环。作为这个民族的深具影响的诗人、学者和战士，郭沫若的晚年同具悲剧色彩。他在社会活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烙下的独特印记，是耶非耶，功耶过耶，当容历史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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